2014年9月，首批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在沪产生。资料照片 

面向“十三五”积蓄新动力

开栏的话“十三五”渐行渐近，今年的各项工作也到了年终“交卷”之时。在十届市委十次全会召开前夕，本报今起推出“改革进行时”专栏，回顾一年来上海重要改革举措的推进落实情况； 盘点上海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探索实践。

即将过去的2015年，上海勇涉改革最前沿。一年来，自贸区改革进入“2.0”版，科创中心建设大幕拉开，司法改革推向纵深，城乡一体化改革举措频频……这些先行先试的改革探索，承载国家战略，成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同时，其遭遇的问题之尖锐、矛盾之复杂、挑战之艰巨，也格外考验干部能不能解放思想、攻坚克难、敢于担当、有所作为，考验这座城市在新常态下的改革定力、创新能力、发展动力。着眼于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我们正需要从一年来的改革探索中梳理经验，为进一步的改革探索积蓄新能量，为“决胜期”的创新发展寻找新动力。

12月8日，闵行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公诉人是区检察院检察长潘祖全，审判长则是区法院院长黄祥青。他们联手维护146名普通员工的合法权益。

从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到基层法官、检察官，上海率先试点的司法改革让他们回归“角色本位”：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

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司法改革的省市，“员额制”、“司法责任制”、“遴选制”等一批改革创新办法在上海法院、检察院践行，面对日益繁重的审判、检察工作，改革正显现出积极效应：

办案效率提升，截至9月，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46.52万件，审结43.98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3.3%、11.4%，审限内结案率为99.18%； 全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案件平均办案天数同比减少近3天。

办案质量提升，今年1至9月，全市法院审限内结案率达99.18%，92.17%的案件经一审即服判息诉，经二审后的服判息诉率为98.8%。

司法公信力提高，去年至今年9月底，上海法院共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27次，其中对2件案件中的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业务精干的入额人员回归一线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王勇作为主审法官，每周两到三天都在开庭，其中不少当庭判决。在他这一年的“期中总结”上，截至7月22日已审理106起案件，其中80多件独任审理。所有案件中仅一起因为证据补充原因被二审改判：“案子流转快了，审判质量也高了。”

司法改革中，上海率先探索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分类管理，将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以及司法行政管理人员三类，分别占总数33%、52%、15%的员额比例。

2013年底，全市法官占实有在编人数的56%。按照33%的员额比例，改革后将有730名法官不能入额。本已“案多人少”，司法改革再减少法官数量，会不会影响案件的审判办理？检察院同样面临这样的难题。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强调，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的，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下转3版  （上接第1版）司法改革中，上海严格执行入额人员全部到一线业务部门办案的管理规定。全市法院配置到司法一线的法官人数比改革前增加1.4%，主要办案部门的法官实有人数比改革前增加了7.6%。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比例从改革前的1：0.75变为现在的1:1.5。法官助理的设置让法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审判中心业务。检察机关同样遵循“入额检察官必须办案”的原则，市检察院、分院、基层院的检察官员额配置比例分别为30%、33%、34%，力量向基层倾斜。全市检察官总数少了，但业务一线的办案力量却得到了保证。

来自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后全市法院直接由独任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比例均达到99.9%，依法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仅占0.1%。截至今年9月底，院长、庭长直接办案数为51313件，同比上升19.4%。

“放权”与“监督”两手同时抓

一起盗窃拎包案中，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对财物损失的说法相差7万元。徐汇区检察院主任检察官徐震辉反复查看监控、询问证人，决定在犯罪数额中追加这7万元。经审判，法院认定的事实与起诉书指控完全一致。司法改革后，作为主任检察官的徐震辉有权直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犯罪数额多少等具体案情：“过去一个案件要经过承办人、科长和分管检察长三级把关。现在检察官权力大了，责任也大了。”

“三级审批”制度曾是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办案的基本模式，类似行政审批管理，层层把关，不仅效率低下，容易助长承办人员的依赖心理，而且错案责任追究难以落实。

司法改革彻底颠覆了“行政化”司法办案模式。司法改革所着力打造的“司法责任制”，核心就是把司法责任落到办案的法官、检察官身上——“谁办案，谁负责”。上海市检察系统实施的“权力清单”和“岗位说明书”制度，让检察长或检委会实行的职权从改革前的50余项减少到17项，而检察官独立作出决定的案件由原来的68%上升到82%。在法院，司法改革以来审判质效实现全面提升。今年1至9月，全市法院审限内结案率达99.18%，92.17%的案件经一审即服判息诉，经二审后的服判息诉率为98.8%。一些法官说：“责任也是压力，现在必须不断研究学习，公正判好每一起案件。”

上海正着力探索制度化保障法官、检察官独立司法权，“司法档案”即是一例。检察机关通过在案管部门设立程序记录员，客观记录检察官每一个案件的实体变化和程序节点，做到案件办理全程留痕，并归入检察官司法档案。如果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生“打招呼”情况，承办人会把详细情况记录下来归入司法档案，如果不做记录，一旦事后在案件评查过程中发生问题，承办人就要自己担责。

“提高司法公信力是根本尺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说。对法官、检察官“放权”，并不等于“放手不管”。上海通过强化权力行使的内外部监督制约和办案质量的全过程管控，真正做到“有权就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追究、违法必追究”。

市检察院制定《上海检察机关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办法》，明确由检察长牵头成立案件质量评查小组，对捕后不诉、诉判不一、自侦案件作出不起诉或撤案决定等15类案件做到每案必查，评查结果作为检察官评价依据。市检察院检察改革推进办公室主任谭滨说：“今后，对检察官办案的处理决定一般不再审批，但对其办案过程是否合法合规，我们要更严格监督和考量。”

李永蘅曾是徐汇区检察院一名公诉人，但由于其丈夫是律师，根据上海出台的《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六条规定》，各级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配偶、子女及法官、检察官配偶从事律师、司法审计、司法拍卖职业的，必须实行“一方退出”。为此李永蘅离开了检察员岗位：“这次司法改革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这对检察官的职业身份要求更加高了”。据了解，全市检察机关所涉助检员以上法律职务人员63人，49人选择本人退出，均未入额。

打造一支高素质司法人员队伍

未来的上海检察官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平均年龄45岁，平均司法工作年限19年，全部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其中硕士以上学历占42%。按照规划，到2019年底，这样高素质的入额检察官数量将控制在1700人，占队伍编制总数的30%左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表示：“检察官的队伍结构和学历层次将发生重大变化。”

通过员额制使司法人员按队伍结构、职业素养得到优化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改革前，全市检察官2884名，占实有干部总数的71.5%，占队伍编制总数的51.5%。通过对检察官队伍的全面分析，上海坚持“从严从紧、留有余地”，科学制定检察官员额控制规划。

截至今年9月，全市入额法官、检察官分别为2296人和1565人，分别占法院、检察院总编制数的25.5%和27.9%，均未满33%的员额比例，为今后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的晋升成长预留空间。

“审理者必须有能力裁判”——上海的司法改革创新“遴选制”，由第三方机构对选任法官、检察官进行专业把关。

上海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共15人，除7名来自市委政法委、市委组织部、市纪委、市人大内司委、市公务员局、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分管领导组成的专门委员之外，其余8人则是资深法学专家、业务专家、律师代表构成的专家委员。

遴选分为初选和终选两个环节，仅初选就有8道环节。终选由遴选委员会组织，包括确定入额数量和比例、听取办公室汇报、审核候选人材料等，还将对遴选人员一一面试、审议表决，整个遴选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委主任委员，上海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沈志先说，并非市法院、检察院推荐的人选就能全部入额：“有遴选者因为不在一线工作，缺少经验，我们认为达不到标准，需要磨练。”

在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入职门槛、严格办案责任的同时，上海司法改革也建立健全了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制度。

根据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特点，上海实施法官、检察官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制度。上海还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司法职业保障的决策部署，稳步推进法官、检察官薪酬制度改革，高于普通公务员，向一线办案法官、检察官倾斜。（记者 简工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