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经济学人》年刊《世界2016》刊发的《中国经济的蓝图》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热议，其所释放的经济信号值得高度重视。因为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刚结束不久之际，中央政府最高层对经济工作的思路很能够反映出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未来政策调整的取向。

从李克强总理所刊文章来看，透露的重要信号是以结构性改革来促进中国经济更有效益地发展，尽快构建起一个大幅度增加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力的可持续增长新模式。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寻找新的增长点，也包括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力。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失衡的风险。在宏观上，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缺乏。在微观上，企业盈利减弱，行业债务率上升。债务和通缩相互作用导致经济下滑，不仅使传统行业生存困难，也拖累了整个经济的效率，更是造成了大量的僵尸企业。不过，尽管增速有所放缓，发展前景面临困难、充满荆棘，但是经济运行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中国经济正在朝着更多立足内需和创新拉动的方向发展。

对中国经济谨慎而乐观的判断从李克强总理在今年10月23日于中央党校作的一个经济报告中可见一斑：中国经济的未来仍然光明，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充满信心。李克强指出，观察中国经济，除看到经济增速的具体数字之外，还需要进行纵向比较，所有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维持超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一段时间之后经济增速放缓是自然而然的事，关键的是经济增速是否合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比短期的快速增长更加重要。更何况，经济增长新动能正在加快形成。通过“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自去年以来，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10000家以上。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着向好的变化，今年前三季度，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60%，服务业比重超过50%，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

显然，面向“十三五”所需的改革发展，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保持经济增长底线的情况下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才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事情。而经济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平稳运行为结构性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也坚定了中央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一轮刻骨铭心、脱胎换骨、刮骨疗伤的结构调整，稳增长是稳不住的。

中国加速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信号已经十分明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久前（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明确强调要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实行宏观经济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很显然，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心将从过去的强调需求侧转向强调供给侧，体现出中央决策层的思路转变。值得注意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显然是着眼于解决发展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应有之意。

实际上，中国已经实施的多数政策都带有明显的供给管理特征，比如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打破垄断、鼓励创新和创业、加快城镇化步伐、实施新一轮的价格财政及金融改革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下的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当然，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国经济将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更多依靠消费拉动，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调整过程。例如怎样确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是一个巨大挑战。当前，国内财税改革进展缓慢以及改革之后对地方利益的保护都令人担忧。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财政收入也明显减速，财政收支矛盾日渐突出。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国企仍在加杠杆。全部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已经从2007年的58.3%上升至66.4%，中央国企的资产负债率上升更多，从2007年的56%上升至67.7%，地方国企加杠杆是从2008年开始，当前已经由2008年的63.5%上升至64.8%，中央加杠杆力度强于地方国企。国企加杠杆很可能继续扩大无效投资，也可能带来不良资产的扩大，会在某种程度上迟滞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

由此可见，推进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用专家的话说，目前，中国有两件事情必须加快解决：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的、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为提供中高端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输送更多的劳动力、资金、金融和技术。

真正有效的供给侧政策，必然应该包括这样的内容：一是推动中国国有企业的适当收缩，这些国企的效益太糟糕，阻碍了市场创新；二是适当减少稳增长政策，如果把握不好，稳增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和推迟结构转型；三是不应过度依赖宽松的财政或者货币政策，这些宏观调控政策并不能改变资源配置效率；四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不包含这些要素，那么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政策很可能就有名无实，落入过去的政策怪圈。

总之，只有进行结构性改革、提升企业获利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才能为中国经济创造更多活力。如果说过去的中国经济是用投资来拉动消费，那么今后中国经济将会用消费来拉动投资。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中国经济转型，就是这种意义上的转型，如果不如此，就不能将中国拖离“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建立和提升中国的社会公共福利水平。（周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