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全面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把积极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列为重要内容。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医药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与以往相比，此番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的积极姿态，表述得既全面又具体，既有宏观方略，又有现实的路线图，针对性与操作性都很强。

比如，在继承保护与挖掘方面，不仅提到要抢救濒临失传的珍稀古籍文献，强化师承教育，还明确提到要提高中医药应急救治，防病治病能力。在人们的习惯认知中，中西医的壁垒仍然存在，“西医救急、中医调理”似乎已成定例，其实，中医对许多急症的治疗也很有特色，应该因势利导，参与急症的救治。

再如，在放宽中医药服务准入方面，不仅提出要立足于布网，“完善覆盖城乡的中医服务网络”，也提出要平权，“保证社会办和政府办医疗机构在执业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这实际上相当于为中医进入寻常百姓家，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又如，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则旗帜鲜明地表明，要运用现代技术和产业模块推动中医药发展，要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特别是强化中药材资源保护利用和规范种养……凡此种种，均是此前中医药易于遭受攻击的要点所在。中医药要发展，离不开现代文明的语境，更离不开人类既有的知识谱系。

可以想见，有了这样一幅清晰的路线图，未来中国中医药的发展，必将走过“文化救亡”的大声疾呼，而进入“路径选择”的实战阶段。从“该不该”，转化为“怎么办”；从中医也可以怎样怎样，到中医本来就可以怎样怎样……类似的变化，也是一种“理念创新”。

经由这样的理念创新，市场的感知可能最敏锐，与中医药相关的庞大产业，必将在总理关注的目光下，获得长足发展。目前，我国中药工业总产值已超7300多亿元，占我国医药工业总值近1/3，进出口额达到数十亿美元。随着中医药日益深度契入现实生活，未来这些数据必将有更大的增长，甚至成长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撑点也未可知。

不仅如此，行业、产业的漂亮数据，最终应该作用于民众的庸常生活，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一些。总理当然希望看到中医药产业的跨越式增长，而且鉴于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特殊底蕴，中医药的推广与传播，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传播中国文化、形塑国民性的宏大题旨。

而与此同时，对于千千万万市井细民而言，中医药首先意味着“简、便、验、廉”的医疗服务。用中医中药，从病人角度讲等于减轻了经济负担；从医院的角度看等于提高了社会效益。即便是对于高端人士，中医固有的养生保健功能，也会在市场上找到触发点与结合部。此等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进入总理的视野，绝非意外。

风雨苍黄多少年，中医药若想走出囚笼，不再边缘，出路仍在于开放。越是保守，道路就越来越窄，反之则会呈现郁郁勃勃的生机。早在201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向太湖文化论坛中医药发展高级别会议发来贺信，信中写道：“希望大家继续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博采世界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以及现代化医学之长，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黄羊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