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封名为《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网络公开信，桔子水晶酒店的创始人吴海被请到了中南海参加座谈会，这再一次表现出国家在加速“简政放权”实施上的决心。

    前段时间，李克强总理痛批“证明你妈是你妈”是天大的笑话的新闻，引来了民众的一片叫好声。而就在近日，因为一封名为《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网络公开信，桔子水晶酒店的创始人吴海被请到了中南海参加座谈会，这再一次表现出国家在加速“简政放权”实施上的决心。

    事情从一封信开始

    3月23日，吴海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出了题为《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公开信，以切身经历为例，痛诉政府部门的“庸政、懒政、政策陈旧、不清晰、滥用”等问题，被多个信息平台疯狂转发，赢得了无数点赞和共鸣，甚至有企业家表示“是流着泪读完的”。

    据吴海介绍，这封信中的许多想法，曾经在2014年东城区政协会议上发言时谈到过，当时发言之后，东城区的领导就曾直接发短信给吴海“说得好！”

    事实上，近两年来，简政放权成为本届政府多次重申的重要内容。吴海感到“大环境很好”，因此萌生了写这封公开信的念头。

    公开信是吴海积压在心中多年不吐不快的话，五千多字的公开信他一个多小时就写完了。3月23日凌晨三点，吴海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里发表了这封信。

    一觉醒来，吴海发现这封公开信阅读量已经超过了4万，随后的几天，这封信不断被转发和评论，“各种转发之后，加起来的阅读量可能已经超过了百万。”

    另据吴海回忆，公开信发出一周后，4月初开始，北京市东城区的相关领导就找他了解了情况。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编制办公室及国家多个部委、北京市、区领导都专门就吴海信中反映的问题，以及如何推进简政放权征求吴海的意见。

    吴海公开信内容节选

    对企业不好就是对人民不好

    我觉得一个政府如果对企业（指守法企业）不好，实际上就是对人民不好，先拿我们企业举个例子：

    1）我和我几千名同事都是人民，如果政府对我们不好，我就没法照顾好我的几千同事以及他们的父母、子女，换句话说加上员工家属就是对几万人民不好；

    2）我的企业服务于人民，如果政府对我们不好，我们的成本就会变相地增加，我们就会把成本转嫁给客户，每年有上百万的人住我们酒店，他们和他们家里人可能上千万，他们家里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就是对上千万人民不好；

    我觉得政府对企业不够好

    原因如下：

    1）地位问题：企业是个不敢反抗的奴才，公仆是爷不是仆

    如果按地位排的话，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国企是偏房生的，而私营企业则是婊子生的，虽然都是国家的亲骨肉，但是大太太的孩子管着我们，偏房生的也怕大太太生的，但是他们敢找亲爹撑腰，而我们这群婊子样的只能被大哥打完左脸再主动地把右脸转过来让打。

    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还要活着，我们说了，可能让大太太的一个孩子感觉不爽、或者受了批评、或者进了牢房，大太太其他的孩子会整死我们。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抓家法—反腐，我们切实体会到了大太太的孩子们规矩多了，但是，您相信吗，就在习大大前年抓腐败的之时，在我们行业俗称的“三节”的时候，某城市所有下属机构几乎倾巢出动，只要属于他们管理的行业他们都会照顾检查到，并且主动按企业规模排名来做某种要求，当然，关系好的企业可以讨价还价，“特种税”也有减免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城市几千家企业没人敢做声，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出声他们的企业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我记得4、5年前，那个城市的某经济型酒店的加盟商举报了某政府部门下属机构，从此之后这个品牌的酒店在那个城市就没法获得某种批文而没法开业，直到某个品牌集团老总到这个城市来赔罪才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凯雷”投资的企业，有时候跟投资人聊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淡然地告诉他们腐败任何国家都有，只是形式不一样，这种极端的规模化的腐败行为不多，就算有我也看成是“特种税”，至少还有个标准，对谁都一样，也很公平，无非是我们把这个税负转嫁给成千上万的住酒店的客人。

    对了，我们行业很怕“三节”：端午、中秋、春节，那是我们缴纳“特种税”的时段，在我说的那个城市的酒店等行业都会哆嗦

    2）家规不清楚

    我是中财毕业的，做会计师事务所的同学多，有一次税法专家给一群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讲课，被一些问题问急了，他公开说：“税法本来就不是给企业定清楚的，是给税务局定的，说清楚了执行时我们怎么再来灵活解释”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酒店客房里的一盒薯片过期了几天(辩解一下，我们都是快过期时拿出来同事们分着吃了，可能漏了一间房，我绝对认罚)，结果被客人举报查了，最后一盒过期几天的薯片罚了我们三万，因为规定是“金额不足一万的，处以两千以上五万以下罚款”，刚开始要罚五万，后来找人说情罚了个中间值。我想问的是，什么情况罚两千，什么时候罚五万？为什么不能够清楚地说十倍、二十倍产品销售额的金额罚？如果我们认识人管用的话，我一定只会被罚2千。

    还记得有一条规定是“外商投资企业租用厂房等需要交纳土地使用费”，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给了各种优惠和减免，国有、集体土地经常免费给他们用，后来就开始征收了土地使用费，而当所有的房屋租赁都面向市场尤其是有了土地使用税之后，这条规定忘记取消，换句话说，内资和外资企业一样的价格租的办公室，外资就需要交纳土地使用费，而内资则不需要。我就这个问题咨询过税务总局，他们的答复是几十年前国土资源部前身(国土部？)定的，由税务局代收，后来转到地方财政还是那个部门，国土资源部也不管了，忘记改了。

    这条规定虽然国家忘了取消，但只有几个城市已经取消了，绝大部分城市每年还会做要求，大太太的孩子收税完不成任务时就会来收。

    3)家规为一些中间机构提供敛财机会

    建委要求投资金额30万以上或面积300平米以上的装修或建设需办理开工证(注意了，家里装修花30万可能要开工证吗？没有的可能违法哦！)，为了保证工程建设安全，我觉得建委审查办开工证是合理的要求，可是，为了取得开工证必须有工程队伍招投标，而招投标需要招标公司来进行。

    如果是国家的项目，通过招标公司来进行是合理的，因为可能有人在报价里做手脚贪污问题，而我们作为私营企业，我为什么不能指定自己习惯使用的工程队，只要建委认定我指定的工程队和设计图纸取得有相应的资质认可就一样保证安全了。

    说白了，建委怎么会去掉这个要求？要不然招投标公司没饭吃了！所以，我们最后都是由招投标公司操作，最后选定我们指定的工程队，我们多浪费几十几天时间等待招投标，多花几十万罢了。

    4）家规被滥用

    为了保证治安，各级公安部门都有个特行管理部门，其中要求酒店客人必须持有效证件实名登记，访客也必须持证件实名登记

    我觉得酒店是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临时落脚地，严格要求是合理的，对国家安全绝对有好处，连原来不管的美国现在也这样做了。

    但问题就出在没有严格规定如何保证每个客人、访客实名登记，于是，全国各地派出所(除浙江省之外，好像是因为当年查房老外不开门，踹开了老外的门造成外交事件)都可以敲开客人房门进行核查，首先，是不是需要正当理由来敲门、是否侵犯隐私我不讨论，但至少得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查吧？于是，关系处不好的派出所半夜到酒店挨个房门敲门，酒店要做生意，那怎么受得了，于是，寻租空间自然出来了。

    另外，酒店员工没有派出所干警的慧眼，有时候两个客人住，一个客人没登记悄悄溜上去了，一旦被查出，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罚款他们随便定(为什么不是几倍房费罚款呢？)，自然，最厉害的就是说停业整顿！

    对了，还有，什么叫有效证件？有的城市护照可以，有的城市必须身份证？不规定清楚，我们只能挨客人骂。

    其实我认识公安部的朋友，有一次专门讨教了他们这个问题，他们很吃惊，因为不允许这样敲门的。不管怎样，我们没办法，规定不清楚，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搞好和每一个相关部门的关系，颤颤惊惊地看着路过的每一个穿官衣的人。

    5）各自为政，自建家规，政出多门

    我们这类设计师酒店经常把一些有特点的老旧建筑投巨资改造成酒店，老实说我们到今天不知道什么建筑可以做酒店，什么不可以做酒店。理论上只要符合建筑、消防安全，只要工商允许做企业的楼我们都可以做。可是，问题出在每个部门对什么楼可以做的解释不一样。

    举个例子吧，酒店开业需要有如下部门的批文：工商、建委、消防、公安、卫生、税务等，但是，经常有每个部门之间互相不认对方的规定的情况。

    比如说，国家一般会把一些城里的老旧厂房集中的地区改成高科技园区，按照一般合理的工作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工商：工商部门按照规定认定是否可以登记注册。工商部门相关法规明确了什么不可以用于商业注册，所以，理论上除此之外的这些地方一般是可以做的，其中，由于历史原因没有房产证的老楼由开发区管委会出具证明，为了建设科技园区配套设施，同意将老旧厂房作为配套酒店改造。

    建委：符合建筑设计安全，施工队伍符合资质要求，办理开工证

    消防：审核消防图纸是否符合规定，检查是否按消防图纸施工，发放消防开业检证书

    公安：要求在取得消防证书的前提下，检查是否酒店按照要求安装了监控和住客登记系统，发放特行证

    卫生：按照图纸要求，进行相关环评等，发放环评证书；

    税务：按照要求，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而实际操作过程中是：每个部门都规定什么样的建筑可以用于商业，本来属于工商部门的事情变成了每个部门的事情，而每个部门的规定不一样，经常会造成许多企业在一些开发区里开公司颤颤惊惊，不知道是否他的行业能够取得一些相关部门的批文，这实际形成了每个部门可以就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尺度卡你一道。

    这件事情说明了各个部门各自为政，职责不清，或者是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或者是为了揽权，造成了许多规定形成了没有规定，企业无可适从。

    众多创业者感同身受

    正如上文摘要的公开信内容显示，做为一名创业多年的企业家，吴海的这封信，深深地说到了众多创业者的心坎里。

    在公开信和座谈会上，吴海都说到自己创办企业多年来一直遇到的一个问题：基层政府部门执行政策规定标准不一，执法自由裁量权大。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般而言，开设酒店，需要装修完成后审批通过并拿到不同的证照之后才可以开业，期间需要和建委、消防、公安、卫生、工商、环评等部门打交道，由于各个部门之间信息未实现共享，严格走流程下来一般需要两三个月，期间的损失就达300万~400万元。

    正常流程之外，还有酒店不得不面临的“潜规则”：酒店行业的行政审批已下放到基层，这本是方便企业办事的制度设计，执行中却出现了新的问题，让企业日子难过。

    他举例说：“某个城市一些城区身份证、驾驶执照、护照都可以作为有效证件登记，另一些城区就只有身份证才算有效证件，在同一个城市这个标准就不统一，我们开店怎么办？”

    而比起“有效证件”，还有让吴海更无奈的事情。吴海说，国家有治安管理条例，到各地方有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但是每个城市的每个城区，甚至街道派出所都可以随意解释。这直接导致一个问题，和酒店关系不好的派出所，可以半夜前来挨个敲客人房门，说是“按照规定”检查入住客人身份证和本人是不是一样。

    “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到了地方政府连统一的标准都没有？像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中央把很多简政放权放到地方以后，是不是可以确定一个标准？”吴海在会场发问。

    事实上，近两年时间里中央层面也出台了多项措施来支持创业者，减免税费，行政审批、投资核准、资质资格许可认定和评比达标表彰等事项大幅减少。此外，中央层面还取消、停征、减免了420项行政事业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减少个人和企业负担近千亿元。

    然而，这么漂亮的“成绩单”却仍旧没有让广大“吴海们”松口气。

    “虽然和百姓比企业是强势的，但在整个社会中企业也是弱势群体。”中国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李建明如是评论。

    对此，财经评论人周俊生也表示，“特种税”的收取，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降税减费改革所应达到的效果。

    周俊生认为，要真正减轻企业负担，一方面固然应该要求政府部门转变作风，不再向企业乱伸手，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压缩政府对市场资源的支配空间。

    新一轮简政放权已部署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破除阻碍创新发展的“堵点”、影响干事创业的“痛点”和市场监管的“盲点”，中央和政府近期已经对简政放权进行了新一轮部署。

    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把改革推向纵深；今年要继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创业创新清障、服务。

    这一部署也迅速得到落实，5月15日，中国政府网全文刊发《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根据方案内容，今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转变政府职能工作将从分头分层级推进向纵横联动、协同并进转变，从减少审批向放权、监管、服务并重转变，统筹推进行政审批、投资审批、职业资格、收费管理、商事制度、教科文卫体等领域改革，着力解决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重大问题。

    具体来看，继续取消“含金量高”的行政审批事项，彻底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大力简化投资审批，实现“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全面清理并取消一批收费项目和资质资格认定，出台一批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的制度和措施，推出一批创新监管、改进服务的举措，为企业松绑减负，为创业创新清障搭台，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

    同时，有媒体梳理内容发现，方案对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列出了清楚明晰的表格，所有改革事项按时间推进。方案明确协调小组办公室要对以上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督办，对文件中标“*”号的事项要重点督办。牵头部门和各专题组、功能组组长单位要及时向协调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此外，国务院近期还将开展第二次大督查，通过抓典型、严问责，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该处理的要处理，确实不作为的，国务院通报批评，责令他向国务院做检查！”李克强说。

    简政放权该怎样落实？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虽然国家目前出台了不少政策来促进“简政放权”的实施，

    但在改革的道路上也确实存在不少障碍。那么，怎样才能更好的做到“简政放权”呢？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继光在座谈会上讲述的自己的遭遇：怀孕8个月的妻子坐飞机从北京到江西领准生证，却被告知办事人员去学习了，一等就是好几天。他说：“我们计划生育只是控制二胎，没有控制一胎，两个人既然结婚了，就可以生第一个孩子，为什么还要弄一个准生证呢？”他认为，如果取消一胎准生证，政府和群众都会省去很多麻烦。“简政放权，根本的问题就是少设审批少办证。”同时，翟继光还表示：“很多地方没有准生证就不给上户口。没有户口，这个人在法律上所有的权利都享受不到，甚至出行都很难。”

    对此，公安部新闻中心副主任陆红燕回应，这就是一个上下“温差”问题。她说：“公安部的户籍制度是明确的，只要孩子出生了就要办理户口。解决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捆绑问题，将是公安部今后工作的重点方向。”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也表示：“我们现在的格局是一条腿迈进了信息化时代，一条腿还留在传统时代，业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他认为，群众办事难可以用部门信息共享和“互联网++”来解决。“比如北京市的小客车摇号系统，如果按照传统方式，200多万申请人都要提供几份到十几份材料，涉及公安、国税、地税、工商、质监等部门，这样的工作量，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申请者只需在摇号系统填入最基本的信息，其他一切都能在后台解决。”周汉华建议，在简政放权中，可以通过信息共享实现部门信息的交叉对比，减少公众提交证明材料的负担。要尽量整合不同证件的功能，逐步实现一卡多用、一卡通用。周汉华同时提醒，部门利益超越整体利益是信息共享中的拦路虎。“信息共享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权力的丧失，这就是有些部门不愿共享的原因。”

    同时，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规范问题，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副主任刘显华说，“比如说处罚是1万到8万，那可以处罚1万，也可以处罚8万，这样就有操作空间了，所谓办人情案、关系案就是由此而产生，那我们就要量化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防止办人情案、关系案，防止对本地企业处理宽，对外地企业处理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孟庆国也提出，各个部门要摸摸家底，看看自己到底应该承担哪些事项，到底哪些职能才是自己筐里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政府管理服务的规范化建设，构建起外部评价机制，让权力真正暴露在阳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