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逆着时光之河游走,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气象部门的国际合作历程,恰似一面镜子,折射出60年来新中国对外活动的起起落落。在这段并非一帆风顺的历史进程中,气象部门早早地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率先走出了国门,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
开辟国际合作“新疆界”
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由于美国控制,百废待兴的中国在世界气象组织的合法席位被中国台湾占据。与其他部门一样,我国气象部门的国际科技合作只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进行,主要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的气象科学技术和工作经验,并曾多次派出人员赴前苏联培训。1956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五国气象会议则成为这一时期气象科技国际合作的代表性事件。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世界气象组织也于1972年2月24日通过表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于是,气象部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参加联合国专门机构的部门。
1973年,世界气象组织决定北京为世界天气监视网全球电信系统主干线和支线上的区域通信枢纽。为建立该枢纽,中央气象局选派通信专家赴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在我国改革开放前,这种到国外引进技术装备的大型考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再次给气象科技国际合作带来了“春天”。1979年,美国科技代表团访华,中美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大气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气象科技合作是中美双方第一批少数科技合作领域之一。与其他部门相比,气象部门率先开展的国际合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对此,前国务委员宋健肯定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气象部门率先实行了对外开放。”
60年来,国际气象科技合作与交流全面展开。中国全面参与了世界气象组织及其他相关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开展与各国的气象科技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人才、选派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出国(境)培训。国际气象科技合作为促进我国气象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气象科技合作已经成为整个气象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合作领域广泛深入
1996年12月3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视察中国气象局时明确指出,气象工作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国际联系非常广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气象部门分别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芬兰、英国、德国、法国、以色列、伊朗、古巴、巴基斯坦等22个国家签订了气象科技合作协议或探讨合作意向,而合作的领域涉及数值预报、卫星气象、资料交换、气候预测与气候变化、热带气象,乃至农业气象、应用气象、人工影响天气、自动气象站、教育培训等方面。
其中,中美气象科技合作更是成为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成功范例。中国气象局先后从美国引进气象卫星电子芯片、高性能计算机系统、新一代天气雷达等硬件设施,并得到了美国政府高层的支持。这些设备对提高气象监测预测能力、推动我国气象事业现代化建设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硬件设施外,引进国外智力也是气象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气象事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气象局已有2000多名气象科技人员出国进行技术交流和合作研究,近千名人员出国学习和培训,曾邀请1500多名外籍专家来华学术交流和讲学。组织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局和局直属业务、科研以及内设机构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出国培训,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气象事业的发展,加速人才队伍培养。
硬件和软件兼备,引进与输出并行是气象部门对外合作中的重要特色。到目前为止,我国气象部门已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气象科技合作和交流,同时还向70多个国家提供包括气象仪器设备在内的多方面援助。此外,中国气象科学家在国际上发起组织的全球变化研究以及青藏高原、南海季风等国际气象科学试验,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国际科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久前,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双线偏振雷达出口韩国受到了好评。在同时竞标的美国、德国的几家公司目前世界上生产天气雷达的顶级公司中,中国的雷达公司不但在竞标中脱颖而出,而且顺利通过对方的接收测试,展示了我国高端技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从参与者到领导者
随着中国气象事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际社会惊奇地看到,从前沉默的中国使者,一转身变为国际会议的组织者、讲坛上的发言人,在各项重大活动中活跃着中国气象人的身影。
前中国气象局副局长骆继宾在纪念恢复我国在世界气象组织合法席位25周年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多年后外国朋友告诉我,在中国进入世界气象组织之前,他们从未接触过中国的官方人士和代表……他们不知道中国代表会以什么姿态和什么声调在这个讲坛上发言……只见中国代表身着深色中山装,集中精力,端坐会场却极少发言。而在会下,由于多数代表不能讲英语或法语,也难以直接交谈。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仍然是个谜。”
而如今,中国气象人不但操着流利的英语、法语活跃于国际舞台,还担任了世界气象组织多个重要职务,为国际气象科技发展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前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于1983年第九次大会上当选为世界气象组织第二副主席,1987年第十次大会当选为该组织主席,1991年第十一次大会连任该组织主席,成为当时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唯一担任这一高级职务的中国人。其在任期间,推动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建立、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的建立,在当今全球关注的气候变暖及气候变化的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国际气象事务中,我国首先在世界气象组织提出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建议,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和好评,为国际气象水文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至今仍是世界气象组织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我国与发展中国家气象部门的合作更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此外,中国气象部门还积极参加WMO的重要技术合作计划——自愿合作计划(VCP),通过提供奖学金、仪器装备、专家服务等帮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气象水文事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多国别考察、仪器设备援助、教育和培训、向VCP基金捐款等。至今已举办了38期多国别考察,接待了来自120多个国家、350多位气象局长和高级官员来中国参观考察,向70多个国家提供了地面观测、高空探测、卫星接收、天气预报、信息网络等仪器设备援助。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笃正和原中国气象局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博士先后获得国际气象界的最高荣誉——国际气象组织(IMO)奖。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为此在批示中写到:“……秦大河同志荣获国际气象组织奖,这是气象界的最高荣誉,是中国科学家第二次获此殊荣,既是对大河同志本人的认可,更是对中国气象事业发展及对国际气象合作贡献的肯定。”
我国现代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在国际气象事务中影响的扩大,使中国在国际气象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践证明,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需要国际合作,国际气象事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气象报记者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