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念更新到模式转变，新起点奠定发展根基
在新规划对北京定位进行划时代“重构”之后，北京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其“标志性事件”是震动全国的首钢搬迁。
在中国，首钢不单是一家国有特大型企业，更是产业进步的一个标杆。近７００亿元的资产总额、逾８００亿元的销售收入，这样的制造业“大户”，在北京经济总量中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当北京宣布将首钢迁至河北曹妃甸，很多地方不理解，很多市民也想不通。
北京市的决策层十分坚决：首钢非搬不可！建设新北京，必须彻底调整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瞄准“高端、高效、高辐射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抢占产业结构的制高点。
如果联想起北京工业化的沧桑历程，８０岁首钢的搬迁，更可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起点。从首钢决然离去的背影里，各地看到北京发展方向的全新调整；从北京壮士断腕的决心中，世界看到中国发展思路的科学转变。
首钢搬迁，北京还有更深的考虑。让首钢落户河北，是北京的“领跑”之举。与长三角、珠三角不同，京津冀的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更需“新北京”的担当与带动，凝聚合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又一增长极。
“北京不是不要发展经济，但今日之经济已非昨日之经济”。这样的眼光，让北京的视野直逼更大的舞台。
在京城南端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部经济”悄然崛起。“我们就是要拒绝‘小散低劣’，发展产业集群，吸引大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更好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伯旭说。
而京城东北的顺义区，正热切地启动“临空经济”。区委书记夏占义说：“我们拥有中国最大航空港――首都国际机场，这个资源独一无二。”由此派生的航空物流业、现代服务业、高科技制造业，勾连成临空经济圈，意在助推北京、环渤海甚至亚太经济。
“十一五”开局，北京确定了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使北京的结构调整全方位挺进，增长方式接连出现漂亮转身。年初以来，服务业占ＧＤＰ比重超过７０％，大大高于全国４０％的平均线，接近发达国家首都的水平，而传统农业占比已到２％以下。全市万元产值能耗、水耗大幅下降。
这些变化，让人想起市规划委主任陈刚的感言：城市规划融贯着发展理念，改写着发展模式，左右着发展水平。
但增长模式的转变，不仅在于改变北京这座城市的经济结构。在北京市决策者眼里，新北京更为鲜活的灵魂是“宜居城市”。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这才是所有发展的落脚点。
在“京城居不易”的困局之中，“宜居城市”的目标成为最大的民心工程。“首都之窗”网站一项关于“宜居北京”的调查，两个月内就吸引近万人参与献策。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评价，“北京提出宜居城市具有革命性意义”。
一个面临巨大环境资源压力的特大城市，一个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古老城市，敢于自我加压主动提出建设“宜居城市”，它所折射的发展观念之变，确实耐人寻味，而立足于此北京城市建设思路的转折性调整更令人欣喜――
全市一盘棋，“宜居”先“移居”。“两轴两带多中心”，新北京把１８个区县划为首都核心区、城市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等四类功能区，拟建１１个新城，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产业、人口和功能。
这意味着未来１５年，将有数百万人在中心城区之外另觅居所。新城，是推进城乡统筹的一着妙棋，为后奥运时期的首都发展埋下伏笔，更将使北京人的时空观和生活方式不断“刷新”。
这另辟蹊径的“移居”，也是对困扰北京城几十年的“保护与发展”矛盾的解答――
新北京并非弃旧迎新。在走出以环线扩张的“同心圆”之后，北京决策者的设想是，再回到“圆心”，整治、保护好北京旧城，实现历史文化名城的复兴。
如此谋篇布局，不仅显示了北京市的气魄与胸襟，也证明了北京市决策者的发展观并未止于一任、一时、一地。“这样的新北京建设好了，才算是向历史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城市规划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欣慰地说。
从“文化古都”到“创新之城”，新引擎铸就发展活力
这两年，北京的决策者频频说到“创新”。
２００６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市委书记刘淇在一次２３分钟的发言中２５次使用了“创新”这个词汇。新北京需要新引擎。用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的话来说北京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巨大的文化资源和创新潜力 “创新之城”理应成为北京的选择，是北京新一轮战略构想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中关村的跨越颇能体现北京的深思远虑。
一直以来，中央对中关村寄予厚望。１．７万家企业、７０万名精英，中关村的科技智力密集度，全国独有，世界少见。科技部预测，未来１０年我国跨越式发展的８项重大核心技术，中关村有７项领先。中关村研发投入比例，远高于国内企业平均水平。
但北京的决策者并不满足。他们算账：一个ＬＧ公司，员工相当于中关村的１／２，产值相当于中关村的全部。中关村产生了“溢出效应”，却仍应挖掘更大潜力。
这其实也是整个北京创新状况的缩影。北京的创新型人才占全国１／１０以上，两院院士占全国一半以上，各类高校、科研院所、中央在京单位云集。但行政隶属的限制和分割，使这些资源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竞争优势。
“如果不能实现这两者之间的成功转化，北京的发展将尽失先机”。从“文化中心”天时地利的独特地位，到“创新之城”自主发力的发展目标，北京敏锐地看到了其中的挑战。
进一步说，这也是中国当前自主创新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直言，“将优势变实力，政府要做创新的催化剂，而不是‘干扰素’”。
为支持企业创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设市场化的科技支撑平台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成本低廉的试验、测试、咨询服务。接着又以大项目为“粘合剂”打破条块分割，促进中央与地方创新资源整合。
政府的作为，打通了阻隔创新的关隘。中关村步入“黄金时代”，以联想集团实施跨国并购和一批企业海外上市为标志，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初步显现。北京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软件中心、集成电路设计中心、高科技服务业中心、研发中心。这些在国内遥遥领先的高端产业，形成了集群效应和辐射效应，为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提供了全国性经验。
“建设创新型国家，北京理应主动承担重任，让创新资源和成果惠及全国、示范全国、带动全国，最终是要在世界舞台上提升国家竞争力。”市委市政府的大局意识，蕴藏深意：在他们心中，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文化创新，更重要的内核，是政府的管理创新、制度创新。
为夯实“创新之城”的根基，北京找到了一个更适合“文化中心”地位的落点――文化创意产业。刘淇、王岐山亲自挂帅，成立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建设新北京，创新是动力，文化是灵魂。”
这样的认识，使创意经济首次成了北京市长顾问会最热门的话题；最新一届北京科博会，首次亮相的创意产业占据了展馆的１／５……
这样的认识，也使２００５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超过９６０亿元，占北京市ＧＤＰ的１４％以上，奠定了北京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地位，形成了与其它地区相比的明显优势。
在钟情“创意”的背后，是“文化北京”的深邃眼光和责任担当，“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古都，北京要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
今夏，北京高考作文题意蕴深长――《北京的符号》。创新与文化，正在成为北京最为可圈可点的城市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