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８日电（记者钱彤、郝亚琳、孙奕、刘华、梁淋淋、崔文毅、王健）回望今年，全球形势云谲波诡。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欧债、美债危机持续发酵，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大，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亟待解决，中国外交如何应对如此复杂的局势？
１８日在此间召开的“风云世界 激扬中国——２０１１年中国外交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２０余位官员、学者、媒体代表就经济外交、周边外交、中国与大国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和领事保护等问题进行研讨，并通过网络直播与网民问答互动，直面中国外交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研讨未来中国外交的趋势和走向。
官员：智慧比拳头更重要
２０１１年是重大战略意外迭出的一年，也是中国全方位外交取得显著成就的一年。有外部舆论指责中国外交“强硬”，国内反应却批评中国外交“软弱”。
对此，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在研讨会主旨讲话中说，这本身表明，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国外交可能会得出不同结论。
“不能说动枪动炮才是硬，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就是软。中国人讲刚柔相济，斗争和妥协都不是外交的目的，也不是评判外交好坏的标准，而只是实现外交目标的方式和选项。”他说。
在乐玉成眼中，这些变化要求中国外交该斗争的斗争，该合作的合作，该周旋的周旋，“智慧比拳头更重要”。
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秦亚青谈到国际上盛行的“新冷战”的讨论。他认为，“新冷战”是不可能爆发的。对此，他建议，中国外交要讲“理性外交”，其内涵包括战略性、独立性、合作性和辩证性。
“我们不要老跟着人家去下棋，也不要受到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概念的迷惑，更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所以，坚持一种独立外交政策，是非常理智的，这样才能‘以我为主’。”秦亚青说。
专家：大国关系发展到达转折点
今年年初，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两国一致决定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今年也是中俄关系保持发展势头的一年，两国不仅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上了“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内涵，还将其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大国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中引人注目的内容，特别是中美、中俄关系的发展更为海内外关注。
对于中美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说，明年或未来几年对中美关系很重要，因为双方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包括：反恐新形势导致的中美长期合作的战略基础的松动、中美经贸摩擦和对冲、国际环境尤其是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两国战略观的调整、不同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美国大选等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尤其是民众意见越来越成为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他建议，在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高度重合的形势下，开展三边外交，使其成为中国外交新的增长点，同时加强危机管控。
对于中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所长邢广程表示，中俄关系今年在保持发展的同时又有了新内涵，双方商定了新的经贸合作目标，要在２０１５年将经贸额提高到１０００亿美元，２０２０年提高到２０００亿美元。但中俄关系现在也还没到“自动挡的行驶阶段”，中国在全方位开放中应该更加重视发展中俄关系。
“可以预期未来若干年内，中俄关系还会向前发展。俄罗斯当前和未来的对外战略尤其是对华政策和战略给中俄关系带来的稳定性、透明性都是显而易见的。”邢广程说。
专家：经济外交面临三大挑战
今年，一方面经济外交取得丰硕成果，“走出去”步伐越迈越大，“引进来”规模不断扩大，互联互通全面推进，区域合作也取得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有关国家不断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在欧债危机解决的中国立场方面也做了很多文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说，从明年开始，贸易摩擦、汇率摩擦和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的任务将在未来几年对中国经济外交形成越来越明显的挑战。
他认为，明年是美国、法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大选年。在美欧债务问题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在大选期间利用外贸摩擦的可能性有增无减。此外，政治的非理性因素，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因素，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债务问题可能恶化的风险也加剧了中国与外部发生摩擦的可能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表示，回顾近几年，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取得了不少成就。展望未来，如何保障中国的海外利益、更好为“走出去”服务，也是中国经济外交非常重要的任务。
专家：周边环境向好趋势并未改变
在专家学者与网民的互动中，许多网民非常关心中国的周边环境。南海问题、东亚合作、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一系列问题确实给今年的中国周边外交提出了严峻考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郭震远表示，今年中国的周边环境继续保持向好趋势，虽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使周边环境复杂化，但这一趋势并未改变。虽然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给中国周边环境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但影响有限，也不可能导致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不利于中国的重大改变。
“２０１１年，中国的周边外交应该说是比较好地化解了新出现的情况和矛盾。”他说。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沱生表示，要解决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海上争议问题，还需要长时期的努力，面对重大挑战的时候，中方要有战略思维和决断，要有智慧与耐心，并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做出调整，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使争议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学者：领保工作不得不走上“被调快速度的跑步机”
今年，重大领事保护案件呈全球多点同时爆发态势。埃及、利比亚和日本的三次撤离行动中，中国共撤离了约４．８万人，是过去３０年撤离我国海外人员总数的五倍。今后，随着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和交往的日益深化，领保工作的任务会越来越重。
“２０１１年，中国领事保护工作不得不走上一个‘被调快速度的跑步机’上。”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专职研究员、公共外交研究室主任周庆安说。
他表示，今年中国领事保护政策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可以消除长年以来老百姓对外交工作的距离感和神秘感，但中国领事保护机制仍需要在机制化、杠杆化、全息化、本地化这“四化”中加强建设。此外，领事保护工作也需要与社会舆论对接，赢得舆论的支持。
外交学院教授夏莉萍认为，新形势下，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来自不同领域，对他们的管理涉及各个政府部门、机构，所以多元参与的特点将是今后中国领事保护应急协调机制发展的一个必然发展趋势。
为期一天的研讨会虽然不能对中国外交的所有问题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秦亚青表示，之所以今天会以官学媒同堂讨论、网民参加的形式开研讨会，就是希望大家能有充分的交流和开放的氛围。这次研讨会确实是一个平等交流的会议、开放讨论的会议、坦率对话的会议。
“中国的外交不是小外交，是大外交，是每个中国人的事情。所以大家都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也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中国人的外交也是为中国人服务的。”秦亚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