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陆续闭幕的各地“两会”上，“幸福指数”成为一个被频繁提及的话题。细读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的议案、提案，人们发现，各地在制定新的发展规划、指标时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国计”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围绕“民生”展开。

    按照经济学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当人们的追求不再局限于金钱、财富时，它表明，处于低层的生理、安全乃至物质等需求已得到基本满足，人们开始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关注幸福指数是时代发展对政府必然提出的新要求和高要求。

    从另一方面来说，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政府的职责就是为民办实事。衡量实事最直接的标准就是群众欢不欢迎、满不满意。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脱离了群众的评判，实事演变成了政绩工程，民心工程沦落为“伤心工程”。所以，把幸福指数写入地方发展规划，用人民群众的幸福不幸福、满意不满意来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终极目标，也是“执政为民”理念的真正体现。

    不可忽视的是，幸福指数本身是个务虚的概念，群众的幸福指数有多高，幸福程度有多强，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指标。幸福感的强弱依赖于生活的具体体验，如物价、医疗保障、子女上学乃至城市安全卫生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幸福是目标而不是手段，幸福指数是终极目标却难以成为过程目标，将幸福指数写入地方发展纲要，更要明确涉及居民生活各方面的具体发展指标，它们才是支撑起“幸福”这个终极目标的根本。缺乏了具体指标，不但“幸福”无从谈起，幸福指数也可能成为模糊公众判断、掩盖政府失误的托词。

    事实上，幸福指数本身也是变化和发展着的，幸福感的变化反映的正是公众对发展需求的满意程度。今天，可能着眼于社会保障发展程度，城市便利程度，而将来，也可能着眼于子女教育的满意程度，着眼于城市人文环境的满意程度，当然更可能有许多我们今天还想不到的东西。关注幸福指数，更要关注其发生变化背后的具体原因，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它们正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刘楚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