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国务院颁发《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指出：走联合之路，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是调整好国民经济和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规定》的主要内容是：组织联合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不受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但不能随意改变联合各方的所有制、隶属关系和财务关系；要推进原料产地与加工地区的联合；各种经济联合体都必须保证国家税收和利润上交任务的完成；联合企业应由有关各方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

    7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允许在全省农村普遍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在60年代初期，包干到户就开始在贵州农村一些社队自发进行，群众称之为“包坨坨”。1978年3月起，关岭县顶云公社28个生产队中有16个队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同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以《“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为题作了报道，由此引起了能否搞包干到户的争论。省委一度采取“纠偏”和禁止的措施，遭到许多地方和农民的抵制。1980年3月省委停止“纠偏”，6月在全省地、州、市委书记会上宣布允许因队制宜，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经营管理形式，7月15日正式下发文件。

    7月21日，新华社报道：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工业企业已达6600多个，占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总数的16％，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上半年一般都实现了增产增收。

    7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自即日开始陆续邀请科学家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第一课是由钱三强讲科学技术发展简史。整个课程内容包括农业、能源、资源、人口、环境保护、计算机、空间科技、数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

    7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查结论》。《结论》指出，给黄克诚同志强加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均属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7月28日至8月7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尽快把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搞活的问题。根据自治区的实际，会议研究制定了放宽所有制方面的政策，确定：“总的原则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和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并存、保护竞争，互相促进”，“国家、集体、个人适合谁干，就让谁干，谁干有利，就让谁干。这里唯一的标准，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会议明确提出，要允许“包产到户”、“包产到劳”和“口粮田”等一切可以增产的生产责任制长期并存。凡是群众要求搞责任制的都应该支持，而不应该“顶牛”，也不搞“一刀切”。

    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在执行中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仍有一些过于突出个人，不够实事求是，特别是许多纪念方法严重地流于形式，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清封建主义遗毒。为此，中央作出决定：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等建筑；出版个人传记或个人文集应比较慎重，对于重要人物或重要历史问题的宣传，报刊或出版社应注意遵照中央有关指示；报纸上要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一般高级干部丧事的办理应力求简化和节约。

    8月2日至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多年来，由于压制乃至取消个体经济，加上在劳动制度上对所有城镇劳动力采取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办法，造成年年有大批需要就业的人等着国家分配。会议提出：必须逐步做到允许城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流动；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打破由国家全包的老框框，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在对外活动中送礼、受扎的决定》。

    同日，新华社报道：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和吴景超，已经全部得到改正。

    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8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分五部分：一、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原因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此，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三)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三、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四、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五、中央经多次酝酿，正考虑逐步进行如下重大改革：(一)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二)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三)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问。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在回答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区别问题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致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毛主席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他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当谈到周恩来时，邓小平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当谈到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邓小平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8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邓小平在会见时说：我们对里根先生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政见和共和党的执政纲领感到不安。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涉及到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邓小平请布什向里根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正式立场：(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二)不管美国1980年大选后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以致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先生发表 的有关言论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这不只是对共和党执政而言，即使民主党这样搞，也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把话说清楚，把这几点写成文字交给你，请转告里根先生。

    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决定为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制造的“放火烧荒”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李德生彻底平反。

    8月28日至9月12日，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邓小平还指出：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作出积极的贡献。大会决定：增补何长工、萧克、程子华、杨秀峰、沙千里、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8人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韦国清、彭冲、赵紫阳、宋任穷、杨静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不再兼任政协副主席。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政协章程的决议和章程修改委员会名单。

    8月30日至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讲话，姚依林作《关于1980、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财政部长王丙乾作《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姚依林在报告中指出：国民经济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取得了新的进展。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市场调节，国家计划要搞好综合平衡，有一部分指标是指令性的，这类指标将逐步减少；有一部分指标是指导性的和预测性的，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令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引导，以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这类指标将逐步增加。大会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检查了1977、1978两年经济工作中的新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大会通过了《国籍法》、《婚姻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即取消“四大”的决议，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意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副总理；接受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补选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会还接受了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这次大会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9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批准从下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报告》说：一年来，全国已有6600多个企业实行了扩大自主权的试点，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16％左右，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对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发展起了明显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产品的分配调拨计划完成得不好；有的企业为扩大自销压低生产指标；盲目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现象有所发展等等。《报告》提出，要改进现行的利润留成办法；积极进行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试点；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9月27日，中央印发这次会议的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同时指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这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这次座谈会上还印发了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其中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改办作了说明，指出这种认识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挑战，“究竟对不对，应当广泛讨论，如果对，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新发展”。会上没有展开讨论作出决定，《意见》只是作为草案供大家进一步研究。这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

    9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三中全会以来，宣传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是我党历史上宣传工作做得较好的时期之一。但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绝不可低估，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仍广泛存在，整个思想战线仍面临着繁重而紧迫的任务。

    9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并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死刑案件应全部复查，对其中冤杀、错杀的案件，要按照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予以改判纠正 。

    9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9月28日，形成《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第50号)，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强调：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相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这一号召，并且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9月26日至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公开进行审判。准备审判10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蚊。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同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正了1965年对胡风的判决，宣告胡风无罪。1985年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予以平反撤销，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为其进一步平反的通报。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在1980年对胡风集团作政治上的平反的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又做了新的澄清和说明，取消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活动等问题的严厉指责。至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