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11点，宁波的冬天，户外气温摄氏3度。

    李仕清把军大衣裹得更紧了一点。提起当年在新疆克拉玛依，踩在摄氏50多度的黄沙上干活的情形，恍若隔世。

    两年前，他和16名四川老乡一起，在全国第一个以农民工会小组的形式，集体来到宁波务工。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从输出地到输入地，民工劳动关系的建立、履行、终止都纳入了工会的全程关怀。

    他们，也成为宁波人最关注的一群民工。宁波市委市政府多次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劳动保障等部门，尽职尽责地做好外来务工人员的维权服务工作，让他们真正享受当“新宁波人”的幸福。

    坐着飞机回老家去作报告， 对着200多号人谈在宁波的务工生活。11月29日，在成都市总工会召开的“城际间工会维权联动研讨会”上，刚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宁波银亿物业公司保安李仕清，成为实践了两年多的宁波做法受益者的最好样本。

    “沙漠遇险”事件之后 

    成都、宁波两地以民事协议的方式，增加了对民工就业援助的项目，打通了两地间民工的维权互动服务。

    12月10日晚，第二届宁波“十大外来务工明星”颁奖仪式在宁波大剧院隆重举行，“十大外来务工明星”和32位“优秀外来务工者”走上了宁波人民为他们铺就的“星光大道”。全国首个农民工打工团的川籍民工，也被邀请到颁奖晚会现场，再次成为公众瞩目的人物。

    如果没有出来打工，44岁的李仕清应该还是四川省彭州市丹景山镇凤鸣村二组的一名农民。他的老家，在距离成都30公里外的地方。

    他早早地离开了土地谋生计，开过屠宰场杀过猪，办过贸易公司跑过运输，也到过建筑工地扛过钢筋水泥。年轻气盛的时候，李仕清曾经把欠薪的老板拽进出租车，拉到劳动局里谈判，最后不仅讨到了工钱，还跟老板成了朋友。

    现在李仕清知道，这只能称得上是一次自发性的“维权”，而过往的经验是，这种带有冒险性质的单打独斗，极少数能成功，更多的时候要付出代价。2004年，因为拿不到工资，与包工头产生冲突后，他们18名四川民工集体从新疆克拉玛依的一个建筑工地出逃，在沙漠中迷路，最后有1名民工死在了那里。

    亲眼见证了这一死亡的李仕清，自己也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沙漠遇险”这一当年在四川、新疆两地轰动一时的事件平息之后，他们17名幸存下来的兄弟也因为这次经历，被联结在了一起。

    这之后的轨迹几乎是别人帮助他们设定的，先是成都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李永惠找到他们，让他们集体加入当地的丹景山镇工会，这是当时四川省建立的第一个外出务工人员的工会。然后组织他们在全国第一个以农民工会小组的形式，集体到宁波工作。

    这也是当时任宁波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的劳建兰心里萌生的念头。宁波市总工会一直希望，将服务和维权的对象范围拓宽。她的想法是，“农民既然成为工人，应该属于工会管”。

    等到这17名民工抵达宁波那天，成都、宁波两地工会又以民事协议的方式，签订了《城际间工会务工人员维权合作协议书》。除了法律援助合作，协议里特别增加了提供就业信息、接转会员关系、指导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会保险等就业援助项目。李永惠称，这成了打通两地间民工维权互动服务的开端。

    至于工会关系的接转，劳建兰想到了总工会下属的那家刚刚成立不到半年的“天信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她期望，“天信”会成为一个可以借力的平台，“把以前无从着手或被忽略的农民工的就业、维权，都纳入进来”。

    “想在宁波再干15年” 

    3个响炮，2000响鞭炮，村里人用当地最高的礼遇迎接浙江来的贵宾。越来越多赢得认同的“李仕清”们，正在“改变中国产业工人的结构”。

    在宁波市马园路166号杨翠菊办公室的对面，是两间专门的心理咨询室，李仕清曾经在那里接受过心理疏导。疏导的主要内容是，怎么样化解适应新环境中的隔阂。

    在法律援助、就业援助以外，“民工工会”还将服务延伸到精神援助的领域。“如何认同城市的生活习惯，是他们最先碰到的问题。”宁波总工会的心理咨询师分析，民工早期在乡土社会所遵循的规范，与城市企业文明时常会有冲突。咨询师跟李仕清举例，打架就是不讲妥协和协商，是一种对规则的反叛意识。而企业的规章制度，是考验一种团队合作精神。

    “许多观念，民工们在慢慢地扭转。”劳建兰说。

    “他们是宁波不可缺少的建设者，”宁波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广大外来务工人员以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视宁波为第二故乡，立足岗位、勤恳工作、埋头苦干、无私奉献，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张云福已经把他的老婆叫到了宁波，工会帮她在慈城卫生院找了一份工作，他说“想在宁波再干15年”。民工王李现在一个月最多一次能赚到2000元，他把朋友也带过来了，把妹妹也带到了宁波。按照张国成教授的说法，越来越多的张云福、李仕清、王李，正在“改变中国产业工人的结构”。

    这一次在成都的时候，劳建兰专程去了一趟李仕清、张云福的老家。她一到，村里人就点燃了3个响炮，2000响鞭炮，用当地最高的礼遇迎接她。

    “有人说，宁波的成功只是十几个民工小范围的成功，但我们有信心，让这种经验惠及更多的人，1700名，甚至17000名。”

    弥补市场空缺的新尝试

    这一被称为农民工“定单式输出”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作“劳动力的水池”，民工劳力能在其间自由流动，不断补充，有效地弥补了劳动力市场的空缺。

    拉渣工张云福，在宁波长丰热电有限公司上班。他每个月的工资，却是从宁波天信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拿的。张云福先成为“天信”的员工，再被安排到热电厂工作。

    天信公司总经理杨翠菊说，简单地说，天信是这样一家公司，它和企业签订劳务合作协议，按照企业的用工需求进行劳务派遣。同时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在企业工作，从“天信”拿薪水，并由其代办各类社会保险。

    宁波天信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是2004年9月成立的，最初的启动资金，来自一家宁波民营企业的资助。成立后，一直下属于宁波市总工会。杨翠菊本人，先前也供职于海曙区工会。目前，这家公司已有员工和工会会员近千人，除了少数本市的下岗职工外，农民工占了2/3。

    杨翠菊总是觉得自己很忙，一部分原因在于，“天信”的运作，是一种没有经验可循的新鲜尝试。

    像“天信”这样，面对农民工个人，把他们“招进来，聘出去”，期间对其就业进行全程服务的模式，与通常意义上劳动部门面向企业的劳务代理、人才中心面对专业技术人才的人事代理不同，已经被一些从事劳动保障研究的专家们认为是一种“弥补市场空缺的新尝试”。

    这种尝试又正好契合了企业的需求，“天信”做过初步岗前培训的员工，宁波的一些服装纺织企业很需要。企业遇到急需用工的旺季，马上向“天信”下达招人订单。“天信”则借助总工会的资源，利用工会之间的城际联盟，向外地招收工人。工人与“天信”签订劳动合同后，派遣到企业。在淡季，企业还可以把工人退还“天信”，由“天信”给他们重新安排工作。

    “工会有着庞大的组织网络，可以成为一个信息载体。”成都市“城际间工会维权联动课题组”主笔人张国成教授称，民工有组织的输送，可以逐步纠正以前的无序流动。

    现任宁波市总工会直属基层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劳建兰，将这一方式称为农民工的“定单式输出”。在某种程度上，“天信”被比作“劳动力的水池”，让民工劳力也能在其间自由流动，不断补充，有效地弥补了劳动力市场的空缺。

    城际维权的市场化路径 

    农民工在转移过程中的工资收入、安全生产，都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异地维权的成本也被节省了下来。一些宁波企业有深切感受的，是劳资纠纷减少了。

    “在浙江的感觉，比回家还要温暖。”今年初，这些民工作为农民工代表参加了“新宁波人春节团拜会”，宁波市领导亲自向他们敬酒。

    张云福在长丰热电有限公司的工友当中，有几十名是“天信”派出的“劳务工”。厂方只负责对他们的日常考核，一旦发生劳资问题，“天信”当仁不让地作为民工代表出面与厂方沟通。

    以前，宁波市总工会直属工会曾组建过劳务工联合工会，但是很多企业本身没有工会组织，即使有工会的，也因为分散在各个企业里，没法统一开展活动。后来他们想到，不如建立一个统一的平台。

    宁波总工会更想实现的，是为城际间维权的联动搭建一种支撑。这一点的努力，他们更希望能在李仕清、张云福这批四川民工身上获得验证。在日前成都举行的研讨会上，宁波的做法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民工从输出地到输入地劳动关系的建立、履行、终止都纳入工会的关怀之中。

    “我们的口号是，先成为工会会员，再成为企业职工。”宁波市总工会负责人说。输出地工会先将尚未正式签订劳动合同的民工吸收为工会会员，按输入地总工会提供的协议就业岗位组织培训，继而定向有序输出。

    据了解，早在2004年1月，成都就与石家庄、温州、福州三地的总工会签订了协议，实现在全国首次跨地区的工会维权联动。一直以来，民工维权的呼声很强烈，而真正像宁波市总工会这样，组建一家劳务公司，并依托其介入协调劳动关系的做法并不多见。到目前，“天信”已为民工追讨工资和加班工资3万多元，进行法律援助的案例11例。

    联动网络中的工会，每年不定期举行会议，对重大侵权案件“集体会诊”或“邀请会诊”。“概念上的城际间工会维权联动，已经现出雏形”，成都市相当肯定宁波的做法。

    与李仕清同在银亿物业当保安的文仕清去年遭到抢劫，又被打伤。市里不仅为他解决了医疗费用，还申请了法律援助，提起民事诉讼。得知来宁波之前，四川方面曾给这些民工购买了每人2万元的意外伤害险，工会马上积极准备证明材料，与成都方面协作，为文仕清争取到了赔款。

    农民工在转移过程中的工资收入、安全生产，得到了切实保障。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章群说，对于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来说，他们有着共同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组织理念，异地维权的成本被节省了下来。

    杨翠菊证实，对于农民工的服务，“天信”全部实行免费。公司的利润来源，主要是向用人企业收取的服务费。

    在成都介绍经验的时候，有专家提出这样的设想，输出地工会也成立相应的劳务公司，双方均由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来操作。签订了城际维权联动协议的工会组织，对按照这一机制输出的农民工，全部免费介绍，对企业则适当收费，费用进行分成，使得两地达到双赢。

    大家的共识是，要把民工组织输出的事情做下去，用市场的行为来解决问题，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记者 蒋蕴 张品方）